人生空空的来，再空空的走，连一片云彩也带不走。世间最珍贵的就是人本身，是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世界上没有比人最珍贵的，没有比生命最值得敬畏的。《内经》言：“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孙思邈《千金要方》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我们必须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当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需要帮助时，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

我常常为生命的脆弱而感到无限的惆怅，看到那些明明昨天还充满激情描述自己理想和未来的人，在今天突然因为某个意外而生命不在，斯人已逝，我便会追问：这便是短促的人生吗？是的，这就是人生。生命是最美好和灿烂的，因此，我们必须精心地去陪伴和呵护，于是，便产生了医学，产生了医生。

医生是生命的管理者

我们经常谈到的医学、医生，其本意是什么呢？“医”者治也，如治水、治国、治人、治病，“生”就是生命，医生就是管理生命的一个职业。但现在人们一提到医学、医生，就以为仅仅是治病，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其实医学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治病，医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健康，为了人生的幸福，治病只是为了达到健康和幸福的一个手段，医学也绝不单单是为了治病而诞生的一门学问，即医学形成之初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幸福需要而诞生的。但是在后来医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却变成了似乎只是为了治病的一门学问，由此才造成了今天的大众对医院、医生、医院的质疑和不满。如果我们能把医生定位为生命管理者的角色，那么许多的不和谐也许能够得到慢慢的化解。

医生维护人的全面健康

医生如何维护人的全面健康？我们首先必须对健康的概念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传统的生物医学观是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己任的，只要人的生物躯体没有或基本没有器质性、功能性的损害，就算达到了医学所追求的健康目标。在这种狭隘的健康观和疾病观束缚下, 医学面临着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现代医学突破了这种局限，明确提出医学的本质就是人学，医学的目标就是追求人的幸福。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体现在身体上，同时还体现在心理和社会生活上。世界卫生组织(WHO)1990年给健康下的定义是：“一个人只有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都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从WHO健康定义出发来理解就是只有使人成为完全健康的人，现代医学的目的才算实现，人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健康是人的内在本质和要求，而医学则是这种内在本质和要求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手段。

那么，具体来说，医学的目的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斯廷中心主任卡拉汉（Daniel Callahan）提出医学目的问题并组织团队成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992年，卡拉汉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又组织了有著名生物学家和医生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重新考虑医学的目的，以寻求解决医疗保健面临的各种矛盾。哈斯廷中心提出此问题是出于下述四点假设：所有国家都或迟或早要发生一场医疗系统的危机；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疾病、衰老和死亡问题；现代医学错误地把治愈疾病、阻止死亡视为其首要目标；追求良好健康状况和治愈、减轻疾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关于医学目的的讨论持续了10余年之后，“医学目的研究方案”所形成的《医学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报告，在对传统的医学目的重新审视后，提出了现代医学的四个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

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这是医学的核心价值。因为医学可能免除疾病和损伤；医学能给社会和个人同时带来巨大的利益；医学可通过减少发病率减轻经济负担。但由于疾病总体上不能被克服，任何人者可能得病、受伤或致残，所以不能说这一目的是绝对的，某些时候实现其他医学目的对病人、对家人乃至对社会可能更为重要。

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痛苦。这是医学最古老和传统的医学目的，但现代医学并未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医生在对疼痛的理解和实施疼痛疗法之间，在对实质性病变引起的疼痛和精神心理引起的痛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当前遇到的问题是在解除疼痛和痛苦时能够走多远？诸如安乐死和医助自杀之类的问题，仍是实现医学这一目的中的难题。

对疾病（包括不治之症）的照料和治疗。以往医学往往首先是找到病因，然后寻找治疗方法，以让病人回到功能安康状态，照料常被忽视。但许多疾病并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特别是老年病和慢性病，治疗几乎很难有大的成效，照料就成为医学最普遍、最直接的目的了。医学工作者最大的工作是管理疾病而不是治愈疾病。

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与死亡作斗争是医学的重要目的，但医学应当和各种死亡保持健全的矛盾平衡。医学应当提供安详死亡的服务，而不是制止死亡的可能性。死亡不是医学的敌人，但死亡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于错误的原因，以错误的方式发生，则是医学的敌人。

从关于医学目的的结论我们可以领会到，医学必须定位于完整的人，定位于人的健康和疾病，而不只是躯体正常与异常。完整的人有着相互作用却层次不一的生理和心理两大机能。心身医学研究所提供的大量事实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并不见得次于生物因素，所不同的仅是作用方式和机制的差异而已。忽略心身中的任何一方，或不能把握两者的相互关系，都无助于医学问题的解决。在疾病谱迅速演变，纯生物躯体性疾病日趋逊位于有社会、心理、生物等综合因素参与其间的心身疾病、行为疾病或曰生活方式病的今天，这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医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客观面对人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充分了解和分析疾病的致病因素，竭尽自己所能为病人提供生理、心理、人文的全面服务。

医生给予人终极的人文关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是什么东西呢？是当时的人们所能建造的、所见到的、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最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钱之类的东西来衡量的。所以，医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为人的健康和生命服务，对人进行终极的精神关怀。（终极关怀由美国生存主义思想家保罗·蒂里希提出，是指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是整体的、无限的、普遍的人文关怀。）

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他所著的《亨利. 西格里斯论医学史》（1959年）一书中曾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最终的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

《希氏内科学》序言开篇就是：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这说明医生必须具有传教士般虔诚的精神和职业信仰。疾病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组织部分，不仅折磨人的肉体，同时还折磨人的精神。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疾病侵害之下的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来体现的；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是对生活重压之下的人的灵魂堕落的拯救而彰显的。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躯体和精神此生有限的健康，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的无限的永恒。

作为一名现代医生，不能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自然因素，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如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和病人的全面健康。

比如说，我们在治疗恶性肿瘤的同一分期应该用相同的治疗药物，至少治疗方案不应相差很远。手术适应症的依据应该是病变性质和范围，而不是医生的主观认识。在同一家医院，治疗某一器官的相同病变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案，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有医学伦理学及认知上的差别。外科医生也不应该一看到手术成功、病人平安出院就觉得完成任务了，还应该关心患者治疗后的长期问题和生存质量情况，以此反思和衡量应用的治疗措施是否得当。同时，还要考虑提高病人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这对于医生的技术水平和思考能力都是一个考验。有位美国医学教授提出，即使“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考察疾病，也改变不了治愈不是全部这一古训”。当器官慢慢虚弱、老化、废弃，当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和不治之症挑战医学治愈的可能时，医疗界人士也逐渐意识到，有时，理解病人的痛苦是也是一种治疗。所以有人说医学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思辨、通过思辨达到对生命的顿悟。

1975年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的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的尊重，并绝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是对医生最起码的职业伦理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医生很多时候并不曾体会到病人的心境，也忽略了病人表达的急切。当病人想提出对疾病的不同看法时，医生一句“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就使之噤声；当病人在术前惴惴不安地向医生倾诉感受时，医生一句“一个小手术，我做过的比你听说过的还多，怕什么？”就令其黯然。这样不近人情的话语犹如一股寒流，让病人凉透心底。英国诗人艾略特曾说：“我们仅有的健康就是疾病。”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坦言，他对医生本人没有患过重症感到“遗憾”。他们的意思是医生如果有患病的经历，那么就会深刻理解病人的情感体验。如果没有这种经历，那么医生可能很难想象病人患病时的痛苦，更无法理解一个身患重病者的孤独与无助。　中国的医学人文学者也认为，患病经历有利于医生对病人意义世界的移情理解。如果没有这种经历，医生就始终难以理解患者的恶劣处境，更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和恐惧。

英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对治疗疾病说出了自己一生的体会：“有时治愈（伤病）、 常常缓解（病痛）、总是安慰（心灵），很值得我们的医生去感悟和体验。

医学科学本质上是一门手脑并施的艺术，不仅有知识通道，还有理解通道、智慧通道。我们应该帮助医生根据自己的认知个性、人格取向建立各自有序、有益、有慧根、有情趣的阅读生活与道德生活，通过非职业阅读、道德体验与反思来培养人文情怀、道德境界，使他们的职业生涯充满着世俗的高尚、温馨的圣洁、平凡的智慧。

医生要走出传统思维的误区

医生治疗疾病不是目的，仅仅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管理健康和保护生命。我们的《黄帝内经》不是谈怎么治病的，而是谈怎么健康的，它很多地方谈到怎么保护健康、顺应自然，可见医学从它的诞生伊始就是为了健康而服务的。进入现代社会，致病原因复杂，生活节奏加快，医疗服务不只是简单地为病人治疗疾病，或者进行心理安慰的简单过程，它转变为一种医生与病人心灵的共鸣、情感的交汇，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对生与死与思考。

不要做技术的激进主义者

爱因斯坦说：“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当下医学的缰绳正掌握在执著地发展医学的技术潜力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热衷于谋划“能做的”和“将做的”一桩桩惊天动地的技术突破，很少考虑自身的价值，考虑技术与人性的张力，关注“人的医学”。最终“病人”被当成“机器”，被客体化、对象化，然后接受修理、调控、再造或局部替代。

疾病是人的痛苦，也是心灵的损补，任何医疗的交往都是人与人之间身心救助的故事，无论技术如何飙升，人道、人本、人性的光芒永远是医学救助的价值皈依，技术只是支持，只是工具。

“现代科学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人情味的丧失。他说：“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的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善的。”医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一路高歌，慷慨激昂，但人文关怀却渐渐地在消失。大多数医生也因为自己掌握了独到的技术而盛气凌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医学的不完美而显得虚怀若谷。

科技可以创造奇迹。十年前的不治之症，今天在一个住院医师那里就可能迎刃而解。医生可能会为自己拥有了高科技技能而自豪和骄傲，但我们绝对要静下心来静静地深思：医学到底是什么？难道高科技就可以代替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

医生和医学的发展是远远滞后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医生相对于疾病，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那么，仅有技术是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的。医生所从事的许多医疗活动也不可能彻底医治病人的疾病，而是代表着同情、理解、关怀、缓解疼痛与压力。

高技术对医学的介入，使亲情失落，人性分隔，唯有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医学的共生与融合，才会有医学的真正成熟，才会有医学的永远生机。

要看到自身的局限性

澳大利亚一位作者在一本著作里记述：1973年，以色列的医生罢医，从而使每天就诊的病人总数由65000人降至7000人。罢医持续了一个月，以色列殡仪馆统计：罢医期间病人死亡率下降了50%。1976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医生举行了历时52天的罢医，在此期间医生只处理急诊病人，这个时期病人的死亡率减少了35%。1976年，在美国洛杉矶医生“怠工”时间里，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

纽约医师和外科医学院的亚历山大.H.斯蒂文斯教授认为：“医师的年龄越大，就越怀疑医学的优点，因而就越趋向于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纽约医师和外科医学院的阿郎索.H.克拉克教授认为：“尽管满腔热忱地做好事，但医师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坟墓。本来，若把这些人留给大自然来治疗，他们就会康复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认为：“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和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这些话可能有些绝对，但确实值得医生们反思。

（来源：张英·《医生的影响力》）